高净值人群成为财富纷争的“高危人群”

　　虽然财富本身并不是灾难的直接动因，但高净值人群往往是财富纷争的高危人群。以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为例，去世之后，他留下的资产达600多亿元人民币，由于即没有遗嘱也没有其他安排，兄弟姐妹之间的抢班夺权、大兴诉讼在父亲王永庆去世后不久就争相上演。其三房太太，膝下10多名子女相继在美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起诉要求分割遗产，而为了分割财产，他们还得缴纳100多亿元新台币的遗产税。

　　从资产传承的角度看 ，去世之后即引发遗产诉讼的富豪包括香港的龚如心、霍英东，以及尚未去世就发生妻室子女资产争夺大战的澳门赌王王何鸿燊。而名人的遗产纠纷同样很多：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著名画家陈逸飞、李可染、刘海粟、许麟庐，著名相声艺术家侯耀文，特型演员古月，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一代巨星迈克尔·杰克逊等。

　　从资产管理和保护的角度看，诸如离婚所导致的家变其破坏力不容小觑---因夫妻或者家人反目遭受重创的著名公司也不在少数，新闻集团大亨默多克第二次婚姻的结束所导致的离婚财产分割，导致其前妻安娜分走了默多克17亿美元的资产。而中国的企业真功夫、土豆网也是因为创始人离婚事件而错过上市的最好时机，甚至逐渐走下坡路。而同样遭遇离婚，但经过财富安全策划、使用了信托工具的龙湖地产创始人吴亚军和蔡奎夫妇分手，虽然导致龙湖股价一度下挫4%，市值蒸发43亿港元，但当公众得知夫妇两人对于上市公司的持股分别由两家家族信托持有的安排之后，股价在3天内止跌反弹，恢复到宣布离婚前的股价水平。

　　除此之外，还有“治家”不力所导致的问题。例如，GUCCI家族犹如莎士比亚戏剧般的家族战争和败局，新鸿基家族兄弟纷争导致的10亿元天价律师费的诉讼和牢狱之灾，香港镛记酒家因兄弟不和导致的司法清盘案，李锦记家族早期的兄弟纷争和拆家以及台湾新光集团的母子、兄弟纷争等。

　　有的财富人通过专业人士已经安排了信托等传承筹划工具，但是仍然无法逃过一劫。例如，梅艳芳母亲起诉某知名银行要求撤销梅艳芳生前所立之信托但最终败诉的一系列诉讼。

　　我们丝毫不怀疑这些杰出人物的“创富”能力，然而在守富和传承方面，因诸多因素导致的悲剧却让人扼腕叹息。这些悲剧有两个共同点：第一，这些争议、诉讼都是因巨额财富而起，所以，如果没有妥当的财富保护措施，就可能招来是非。第二，争议往往是传承安排上缺乏周密的策划所致，或者没有真正解决传承的根本问题，例如二代接班的能力和传承的人格分析等。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巨额的财富往往吸引各种人的注意。我们在为一些财富家族提供咨询的时候发现，缺乏自我约束的富有家族二代成员身边常有一群处心积虑希望攫取财富的“朋友”，通过借款、项目合作、恋爱、游玩、赌博、高利贷等各种方法来谋取利益，虽然创富一代对这样的二代家族成员怒其不争，但是也非常无奈。

　　针对这样的情况，一方面，财富家族领袖必须做好“自检”的工作，通过和专业人士的合作，梳理家族和财富所面临的风险和问题，并合理进行资产保护和传承的布局;另一方面，家族领袖需要对财富进行一些隔离安排，已化解未来不可预见得风险。